600公里一场风沙的进京之旅

巴彦淖尔镇其其格家附近，只要起风，就会出现沙尘天气。

巴彦淖尔镇，一些湖泊已经干涸。

4月15日，肆虐中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卷土而来，北京遭遇了近13年来最强沙尘暴。这场历时近3天的沙尘天气覆盖我国1/7国土，影响面积140万平方公里。据统计，今年春季，北方地区已出现7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包括2次强沙尘暴。

在长久忧心雾霾后，人们又添沙尘暴困扰。600多公里，一场风沙的进京之旅背后，其行走的路线是怎样的？背后的成因有哪些？苏尼特左旗林水局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向京华时报记者介绍了治理沙尘背后的一些困难。

沙袭北京

时隔13年遇最强沙尘暴

4月15日午后，北京市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东三环外，央视新址大楼正在进行建成以来的首次外立面清洗。据知情者称，此次清洗费用为50万元人民币，需要耗时40天。

下午5点多，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下班晚高峰时段，部分城区笼罩在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黄沙之中。这是自2002年后北京经历的最强沙尘暴。

网友目击央视大楼“消失”在沙尘中，不少网友戏称：楼白洗了。

早在4月14日，距离北京天安门广场500多公里外，内蒙古锡林格勒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淖尔嘎查（村）三组的特日贡其其格(以下简称其其格)便看到了这场来势汹汹的黄沙。

在自己1600亩的草场上，其其格咂吧着一根兰州烟，100多只绵羊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咀嚼着冬日留下的枯草。看着不寻常的大风，其其格知道北边一公里外正经历着怎样的天气。“漫天都是红黄红黄的，显然又起沙尘暴了。”

被风掀起的光秃沙地，曾经是其其格放牧的草场。其其格对风沙早已习以为常。风沙刮过，其其格将100多只放出去的羊赶回羊圈。清点数目，其其格发现10多只羊走失在风沙里。她拿上一只黑色单筒望远镜，选择了草场上的一个高点，对着茫茫的草场搜寻起来。

这个久经风沙的内蒙古牧民不知道，一天后，北京风起云涌，沙尘肆虐。北京市民在家中埋怨“连屋里也出现了沙土的味道”。受这场沙尘影响，首都北京的空气达到重度污染。

其其格也想不到，除了自己的1600亩草场外，这场风沙覆盖了我国1/7国土，影响面积达140万平方公里。

袭京路径

邻国刮来穿越600多公里

巴彦淖尔镇其其格家附近，只有少量的草供羊群吃。

这场风沙从内蒙古的巴彦额尔敦（镇）穿越600多公里北中国，到达了北京。

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县）巴彦淖尔（镇）塔日根淖尔嘎查（村）位于我国十大沙漠沙地之一的浑善达克沙地北端边缘，是其其格一家四代出生的地方。更确切地说，其其格的家与寸草不生的沙地，仅一条公路之隔。

浑善达克沙地距北京直线距离180公里，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源，被称为“北京人民头顶上的一盆沙”。据公开资料显示，该沙地是近年来困扰北京沙尘的主要源头之一。

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桂海林指出，15日的沙尘过程是自14日起冷空气从蒙古国中部出发，经过内蒙古中部，向南进而影响到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华北地区。而在偏北大风到来之前，内蒙古部分地区就已经在偏南大风里出现了沙尘天气。

14日上午，在苏尼特左旗巴彦额尔敦（镇）边境的边防战士，最先经历沙尘天气，随后沙尘速度极快地向北移动。

根据苏尼特左旗气象局工作人员观测记录，当晚8点，这个与蒙古毗邻的边境小县城便出现了8级大风，伴随而来的是阵阵扬沙。这场从邻国刮来的大风带着沙尘持续到15日下午6点左右，才有所减弱。

14日下午，沙尘经过苏尼特左旗南部沙地的其其格家后，当天傍晚，苏尼特左旗往南150公里外，太仆寺旗（县）的餐厅老板刘猛（化名）也正经历着同样的沙尘暴天气。

“我们这里就是个沙窝子，大风一刮就是沙尘暴，岁岁年年。”刘猛说，太仆寺旗处于阴山北麓风口，一年四季都是大风天气。而冬春植被少，地面的沙土易被吹起，“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刮了4场沙尘暴”，15日之后，当地又发生更大的沙尘暴，刘猛指向“大沙窝子”再往南75公里外的锡林浩特灰腾河地区，“被沙包围了。”

桂海林介绍，4月15日的沙尘天气主要是起源于蒙古国，途经西北地区时，沙尘物质得到补充而加强，影响范围近140万平方公里，包括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南疆盆地东部、甘肃中西部、宁夏北部、北京、天津等。

早在2013年，国家环保局“沙尘暴与黄沙对北京地区大气颗粒物影响研究”课题组就指出，沙尘暴的进京路线有偏北路、西北路和西路三条传输路径。据课题组组长全浩博士介绍，偏北路传输自内蒙古的二连浩特、浑善达克沙地、朱日和、四子王旗起，至化德、张北、张家口、宣化，到达北京；西北路传输路径为阿拉善的中蒙边境、贺兰山南，北至毛乌素沙地、乌兰布和沙漠、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直入北京；西路的源地在哈密和芒崖，沙尘暴走河西走廊、银川、西安，过大同、太原，最后落于北京。

“4月15日冷空气路径主要受偏北路径影响。”桂海林称。事实上，这已不是今春北京第一次出现沙尘天气。截至目前，北京地区出现了三次沙尘天气，分别为3月20日夜间浮沉、3月28日至29日浮沉和扬沙，以及4月15日的沙尘暴。“上一次北京城区出现沙尘暴还是2002年3月20日。”

桂海林称，从气象部门目前对沙尘天气过程的定义来看，4月15日的沙尘天气过程只是一次扬沙天气过程，总体强度不大，“昌平、海淀、丰台、房山，能见度都在1公里以下，部分时段达到了沙尘暴级别。”

沙从哪来

过度养羊草原最大杀手

其其格所在的巴彦淖尔镇亦位于锡林郭勒盟（市）的西北部，其祖上两代就在此放牧。在当地牧民的记忆中，昔日的巴彦淖尔曾是草丰羊肥的美丽牧场，草深可达1米多，“牛羊赶进草地里就看不见了。”

但自2001年开始，镇上牧草吃紧，到2004年，草场已不出草，牧民不得不从五六十公里外的东乌珠穆沁旗和西乌珠穆沁旗买草供羊。

还有另外的方法，当自己草场的草不够时，其其格一家便开始迁徙，这三次迁徙分别是每年的1月、5月和9月，“哪的草场有草就搬到哪，给人家付点钱。”

尽管没上过一天学，37岁的其其格坚持认为，这些年草原急剧退化引起大规模沙尘暴，而草原退化的罪魁祸首是养羊。“九几年开始，牧民们开始养越来越多的羊，每家都是成千只地养，土地沙化也越来越严重。”其其格说。而据资料显示，从90年代后的10年，恰恰是我国草原恶化最严重的10年，也是受沙尘暴影响最严重的10年。

在浑善达克沙地和张北地区志愿植树治沙10多年的廖理纯看来，挖发菜、挖甘草和饲养山羊是草原的三大“杀手”，“过度养羊就是最大的杀手，因为羊不但吃草，还吃草根树根。”

牧民其其格和治沙志愿者廖

理纯的看法，得到了部分专家的认可。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桂海林认为，沙尘物质不一定来源于天然戈壁和沙漠。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面积的草地、农田、绿洲的退化，形成了干旱土壤地区或沙化严重地区，表层土壤干燥疏松，为沙尘天气提供了物质基础，当有大风时，很容易将地面粉质细颗粒扬起到空中，而且由于这些粉质细颗粒粒径更小，往往随高空风的输送距离会更远。

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会长潘秀峰认同这样的观点，“沙尘除了来自沙漠，更大一部分来自过度开发的耕地和草原。”

湖泊锐减干涸后成沙源

国家气象局原副局长李黄指出，总体上看，影响我国的沙尘天气源地，主要分境外和境内两种。“三分之二的沙尘天气起源于蒙古国南部地区，在途经我国北方时得到沙尘物质的补充而加强。”

对于沙尘暴的沙尘物质来源，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源于天然戈壁和沙漠。

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桂海林介绍，中国北方从东北到西北主要分布有八大沙漠和四大沙地，几乎形成了一条横贯中国东西部的沙漠走廊。事实证明，这条沙漠走廊就是影响我国沙尘天气的最主要沙尘源地，“这也是为什么沙尘天气总是出现在北方了。”

就4月15日影响北京的这次沙尘天气来看，主要源地是蒙古国

及我国内蒙古中部地区、华北西北部等地，桂海林说，“蒙古国、内蒙古中部的四子王旗、朱日禾等地，沙源地及强风经过沿途地表粉质沙地、土壤都是此次的沙尘来源。”

同时，在内蒙古草原，牧民自古依水而居，而近年来，湖泊萎缩已成为内蒙古生态环境中的突出问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方精云院士调查发现，蒙古高原的湖泊在过去30年间呈快速消退趋势，湖泊总面积缩小了约30.3%。

“降水太少，干，县城里的景观树从来都养不活。”苏尼特左旗气象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4月以来，苏尼特左旗的降水是历年来最多，比30年来的平均值7.1毫米多1倍，达到了16.2毫米，“这样的降水量北京下一次就比它多得多。”

除降水减少等气候自然因素外，方精云院士表示在内蒙古农牧交错区，灌溉耗水是湖泊减少的主要因素；而在草原区，湖泊锐减的原因64.6%是来自煤炭开采耗水。

对此，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沙尘暴专家委员会委员董治宝称，内蒙古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干旱半干旱区，湖泊生态系统的脆弱，主要特征表现为湖水浅、盐湖多、极易盐化和干枯等，“干涸的湖泊地区，植被覆盖少，治理难，也是沙源之一。”

其其格记得，8岁以前，离家一公里外有一个大湖，水深1米多，流经3个村，流域上万亩，“后来沙化严重，湖泊也越来越小，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而巴彦淖尔，蒙语意思是“富饶的湖泊”。

治国之道

绿化固沙压缩牧羊数量理

太仆寺旗城南，人们正在种植防护林。

其实，2000年左右，沙尘暴就引起了北京市民警觉。

2000年，北京发生气象纪录以来第一场特大沙尘暴。这一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启动。这是为了减少京津沙尘天气，治理京津周边地区土地沙化而出台的一系列措施。

而事实上，自1979年起，我国就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草）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多项生态工程建设。但尽管一直在治理，沙尘暴依然存在。

2002年，北京又遭遇建国以来最大的沙尘暴，持续时间长达49小时，总降尘量3万吨。

同年，针对沙尘暴形成的原因，国家环保总局“沙尘暴与黄沙对北京地区大气颗粒物影响研究”课题组组长全浩建议，应自北京起向外扩展至蒙古国建起4道生态屏障，拒沙尘暴于大门外。在北京北部的京津周边地区建立以植树造林为主的生态屏障，第二道屏障是在内蒙古浑善达克中西部地区，建起以退耕还林为中心的生态恢复保护带，第三道屏障在河套和黄沙地区建起以黄灌带和毛乌素沙地为中心的鄂尔多斯生态屏障；最后一道屏障要设置到蒙古国，尽快与蒙古国建立长期合作防治沙尘暴的计划框架，从根本上解决沙尘暴问题。

负责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防沙治沙办公室林业工程负责人陈京弘介绍，整个工程包含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内蒙古5个省市自治区。自工程开展以来，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小流域治理、节水灌溉等，还有对环境恶劣地区进行生态移民，北京的风沙得到了不少缓解。

“目前北京沙尘暴天色泛起的天数很能说明京津风沙源管理的明显成果”，陈京弘提出了数据佐证，上世纪50年代均匀每年为3.2天，现在的沙尘暴天色已降为0.4天/年，沙尘天色数显著减少。

苏尼特左旗总面积3.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数为3.4万人，其中牧区的牧民1.7万人左右，平均每个牧民能拥有近2平方公里的草场供放牧。

“地广人稀并不意味草原承载力就高，苏尼特左旗的环境非常脆弱，”苏尼特左旗草原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殿成说，“平均30亩地才能养活一只羊。”

为治理草场退化，苏尼特左旗制定了“南治北移、中部划区轮牧”的策略，即：在南部浑善达克沙地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依托，实施飞播造林、封沙育林等生态建设项目；在北边荒漠化草原区则实施边境生态移民，划分禁牧区；在中部推广划区轮牧。

此外，在北部荒漠化草原地区鼓励牧民转移进城，同时对牧民进行各项补贴。“现在农牧业的各种补贴已接近20项。”

王殿成表示，当地主要养的苏尼特羊和山羊的数量也需压缩。“山羊对草场植被的破坏性更大，每年山羊的数量也在压缩。”王殿成说，全旗山羊的数量已经由2005年的43.1万只下降到14万只。

2010年开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开始禁牧，牧民其其格自己所住的方圆30公里内，只有3家牧民仍放羊。其其格1600亩的草场养了230多只羊，往西20公里外的老太养了20多只羊，东面一户养了50多只。

治理之艰

超载过牧占牧区25%以上

其其格算了一笔账，家里每年卖出30多只羊，十几头牛，一共能换来3万多块钱。但这3万块钱花费的速度比沙漠化来得更快。其其格草场上的200多头羊和50多头牛，每年需要购买8000斤玉米和7车草才够喂养，这笔花费将近16000元，“这还没算可能要买小崽和可能要买药的钱。”这样一来，剩下的钱只够一家三口日常开支了。

苏尼特左旗草原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殿成知道，其其格家的情况只是1.7万牧民之一。苏尼特羊已被列入全国优良畜种名录，是“享誉国内外的美味羊肉”，要牧民少牧实在困难。“牧民得生活，这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所以尽管有禁止超载放牧的限定，牧区普遍超载过牧，有些牧区超载率在25%以上，生态压力很大，过牧罚款，但并不能根治。”

“还要配合经济发展，都种树了农民没饭吃了也不可能。”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防沙治沙办公室林业工程负责人陈京弘也提出，发展适合当地的产业和生态建设相结合，有一个良性的、互动的增长，这是未来治沙的方向。

治理沙尘缺乏统一协调

而治沙成效，并不是几个部门就能够做好的工程。

苏尼特左旗林水局治沙林业工作站负责人李牧说，苏尼特左旗政府组织了一个农林牧生态部门协调，“可是也不知道叫什么，也没有具体协调指导过什么工作”。

苏尼特左旗政府办一工作人员对此解释，内蒙古多数镇级以上的政府，都设有协调管理农林牧草的部门，“但这些部门目前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没有相应的专项资金，也没有好的项目，大的工程基本仍是由分散的职能部门处理。”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防沙治沙办公室林业工程负责人陈京弘和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会长潘秀峰都认为，生态工程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防沙治沙主要是林业系统在做，但它的内容需要农、林、水、土地多部门相互配合、协调。“但目前的情况是，各部门基本上不协调、各自为政。”潘秀峰说。

成本较大治理资金不足

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会长潘秀峰说，许多地方的防沙治沙工作正向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的地方推进，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加上人工费用和物价上涨，治理成本大幅增加，资金投入相对不足，一些地方的实际造林投入超过国家补助标准的好几倍。

苏尼特左旗林水局治沙林业工作站负责人李牧抱怨，自2000年治沙工程开展以来，国家给苏尼特左旗的补贴是建设费120元一亩，封地育林补贴70元一亩，“可这15年来，什么都涨了，国家的补贴没有变”。

富足如北京，“最早国家给每亩地100元造林建设费，市里配套100元，每亩地总共建设费200元；现在北京市每亩地的造林建设费涨到了3000元，国家的标准也涨到了400元。”就算这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防沙治沙办公室林业工程负责人陈京弘仍然提出，建设费用虽然提高了，但成本也提高了，“这些钱要干这个事情还是有点困难，一个人工都长到100多元了。”

在陈京弘看来，这个问题放到外省市难度更大，“它们现在的经济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沙区本身环境恶劣，投入又少，国家的那点钱它也干不了什么事情。”

京华时报记者王梅王莉霞发自内蒙古

图片/京华时报记者陶冉

(京华时报)